如果李嘉誠說自己沒錢，那可能是他在做一個上百億的并購項目時，現金流出了一點點問題；如果一個農民說自己沒錢，那可能是他兒子不幸考上了一所中國的大學；如果我叔叔說沒錢，那可能是他昨晚在麻將桌上發揮得太差；如果我說沒錢，那一定是——我買房子了。

　　《辭海》上對“窮”的解釋是“缺乏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”，對我而言，準確的說法應當是“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無法得到合理的配置”。我這么說你可以難以理解，不過當你也要把一個月工資的80％用來償還買房所欠私人及銀行債務時，你就基本能認同這個解釋了。

　　如果說買房之前我還能明確自己是一個流浪漢的話，買房之后我的階層感開始變得模糊。當大家開始用“有產者”這樣的稱呼來調侃我時，我發現自己的現實生活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無產階級。其重要特征就是，當白菜的價格由三毛五漲到五毛時，我會變得很憂郁。

　　俗話說人窮志短，對白菜價格的敏感，說明我的世界觀已經發生了逆轉。在新天地喝酒時那種略顯可笑的優越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由于對物質世界現行規則的強烈不適帶來的不安感。

　　沒有天生的負債者，我也是經過銀行的一再提醒才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再清白。當某一天我接到一個自稱是農行的人打來的電話，禮貌地詢問我這個月是不是忘了去銀行交房貸時，我在剎那間明白了楊白勞當時的心路歷程。

　　從此我對這個一向鄙視的銀行肅然起敬，因為按正常的軌跡，我將在今后15年內保持與之的債權債務關系，而他們將這一期間保留給我打類似電話的權利。

　　我充分理解這家已經對呆壞賬進行過兩次剝離的銀行的一片苦心，在損失數以萬億計的貸款之后，他們和別的銀行一樣，把個人住房貸款定性為優質貸款。作為一個合格的公民，我當然不能辜負這種信任，這個責任必須擔負起來。

　　當我第一次聽到裝修工人叫我“房東”時，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，所謂房東其實就是為這棟房子做東的意思

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你為房子做東，那你在其它方面做東的能力就會相對下降。我自認并非吝嗇之人，想當初，飯館、酒吧、商場……無不留下了我為擴大內需而不斷奔波的身影，實際上，我當時的金錢觀也與政府的號召不謀而合。

　　但遺憾的是，買房之后，經過對薪水和須還債務進行的簡單加減法，我不得不考慮調整自己的消費行為。

　　培養一個貴族需要三代，但培養一個小市民——只要沒錢。我好不容易在星巴克的落地玻璃窗內找到一點優雅的感覺，就迅速的被打回了原型。有點像一枕黃粱的城市版。

　　“靠，雞蛋漲了一毛錢，還讓不讓人活了！”

　　“華聯蘿卜正在打特價，趕緊去買啊！”
　　至于下館子這種奢侈鋪張的行為，一個像如今的我這么有生活氣息的人，當然是會盡量避免的了。如果到了非下不可的地步，則需要在買單時學會顧左右而言他的本領，直到朋友沉不住氣掏出錢包為止。

　　那種感覺當然是相當猥瑣的，但緊縮銀根也是相當必須的。生存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哪一個重要，答案不言自明。

　　但作為一個和知識階層尚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小市民，我偶爾也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仔細反思自己的遭遇。事實上，我分明拿著遠遠高于這個城市平均水平的工資，難道就因為一套只擁有70年產權的房子，就讓我淪落如此嗎？這個代價是我必須承受的嗎？

　　我很想找到一套經濟學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，告訴我是什么在決定我們的生活成本，生活成本在多大的情況下算是合理，我現在略顯悲慘的命運到底是我個人對于理財的無知、或者個人能力的局限造成的，還是有別的什么原因？或者簡單的說，我是不是承受了我不該承受的東西？

　　我沒有找到這樣一套理論，楊白勞當年可能也沒有找到這樣一套理論，但喜兒找到了，后來她做了一些令債權人黃世仁很不開心的事情。

　　但對喜兒這種革命前輩我只有景仰的份，何況問題的答案未必就是那么善惡分明，所以我只能選擇繼續這樣的生活。

　　經常有人這樣勉勵我：點背不能怪社會，命苦不能怨政府。對于房子價格的追問，可能知道了真相比不知道會更難受，因為你無力改變什么。房主一思考，地產商就發笑吧。
　　現在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：相對當年我剛到上海時身上只有600余元，只不過是現在兩天的工作酬勞而已，撫今追昔，我也算是為GDP增長做了些微薄的貢獻。